正文 第36节

    人都不见了，我那时也不知道。他强暴我c打我，我又喊又叫，没人回应。后来我们走下楼，坐进我姐妹的车里。我在流血，说不出话来，无比害怕。”

    萝莉被强暴后生下小孩。没多久，她认识另一个男友，在家人的胁迫下嫁给他，但他很爱骂人。“我的婚礼很糟，”她说：“感觉像是葬礼。但他是我唯一的选择。”接下来的两年半中，她为他生了三个小孩。“虽然他想要小孩，但却经常虐待小孩，老是破口大骂，打他们，任何小事我都做不了主，我没办法保护他们。”

    萝莉开始陷入严重的忧郁症。“我有一个工作，但必须职掉，因为做不下去。我没办法起床，觉得做什么事都没有意义。我本来就很瘦小，体重又不断下降。我什么都不想管。有时候就坐在那里一直哭c哭c哭，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哭。我只想到自己。我妈妈帮我照顾小孩，后来她有个好朋友不小心用枪打断了她的腿，不得不截肢，但她还是继续帮忙。我跟小孩没话讲。只要他们一离开家，我就会起床关门上锁。下午三点钟一会就到了，我好怕他们回来。我先生说我是笨蛋c蠢猪c丑八怪。我妹妹染上快克c古柯硷毒瘾，她有六个小孩，我得照顾最小的两个，其中一个因为他妈妈的毒瘾，一出生就有病。我好累，真的好累。”萝莉开始服药，大多是镇痛剂。“可能是泰乐诺普拿疼或其他止痛的药，但要吃很多，或是其他可以让我睡着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萝莉跑去家庭计划诊所，想接受结扎手术。当时她二十八岁，要负责照顾十一个小孩，要是再怀上一个，人更会垮掉。她正巧碰到在做研究目标筛检的米兰达。米兰达回忆：“她绝对有忧郁症，程度是我所见过的最严重的。”她立刻就把萝莉送进治疗团体。“他们告诉我，你有忧郁症，得知自己患有某种疾病，反倒令我轻松起来，”萝莉说：“他们要我参加一个聚会，那不太容易。我到了那里都不讲话，只是一直哭。”精神医疗的常识告诉我们，你只能医治有意愿接受治疗c会按时就诊的人，但在这个群体里，完全不正确。“他们一直打电话来，要我去看医生，他们很烦人又很固执，好像不肯放过我。有一次，他们还到家里来找我。我不喜欢头几次聚会，但听了其他女人的话，我知道她们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后来我开始告诉他们我的事。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这些。医生问了大家一些问题，想改变我们的想法。我觉得我变了，我变得更坚强了。大家都发现我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了。”

    萝莉花了两个多月才找到工作，在美国海军部照顾小孩。领到薪水后，她带着小孩住进一间新公寓，孩子的年龄从两岁到十五岁不等。“我的小孩非常高兴。现在他们都愿意做事，我们每天都聊好几个小时，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只要我一进门，放下外套和皮包，我们就会拿书来读，一起做作业。大家一起说笑，他们对未来还没什么想法，我们聊到将来想做什么。最大的小孩想加入空军，一个想当救火员，一个想当传教士，还有个女孩想当律师我和他们谈到毒品，他们见过我妹妹的下场，发誓绝不会碰那些东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哭或是打架。我要他们知道，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讲，我不会生气。我接了妹妹的小孩回来，受毒品所害的那一个正在努力奋斗。医生说他没料到这个男孩这么快就会讲话，会自己上厕所，他正在朝大家期望的方向走去。”

    “在新居里，一个房间给男孩，一个房间给女孩，还有一个给我，但他们都喜欢跑到我的床上，晚上我们一起挤在那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需要孩子。我从不知道自己可以改变这么多。快乐的感觉真好。我不知道这一切可以维持多久，但真的希望可以永远如此。有些事情仍在改变：我的穿着c我的外貌c我的举止c我的感受。我再也不害怕了。我可以走出门而不感到恐惧。我觉得那些坏的感觉不会再回来了。”萝莉微笑着，然后感叹地摇摇头。“要不是米兰达医师，我可能还躺在家里的床上，不知道能否活到现在。”萝莉接受的治疗不包含精神药物治疗，也不完全是以感知模式为治疗方法。那到底是什么促成了她的蜕变一部分是医生慈爱的关怀给予了她温暖。就像柬埔寨的法莉侬观察到的，爱与信任就是最好的解药，知道有人关心你的问题，就足以打动你的内心。萝莉陈述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当她知道自己的问题叫忧郁症时，就感到宽心了。虽然米兰达说萝莉“显然”有忧郁症，但已有如此严重症状的萝莉自己却不清楚。描述出她的病症，就已经跨出康复的第一步。把病症命名c描述出来，就可以抑制它：忧郁症这个字区别了萝莉的疾病与萝莉的人格。如果她身上受人憎恶的东西可以集合在一起，看成一种病，而剩下来的好特质就是“真的”萝莉，这样就更能让她自己喜爱真的萝莉，让真的萝莉面对折磨她的问题。有了忧郁症的概念，就等于掌握了一种有力的社会语言工具，分离出较好的自我，并赋予权力，这正是受苦者所渴望的。虽然与人沟通的问题人人皆有，但贫困者特别严重，他们缺乏词汇这就是为什么像集体治疗这么简单的工具却可以大大改变他们。

    由于贫困者很少接触到心理疾病的词汇，他们的忧郁症很少被人清楚地觉察到。人生的失败对中产阶级忧郁症意义深重，但贫困者却不太可能自觉地去感受强烈的罪恶感。他们的症状通常表现在身体上：失眠c疲累c虚弱c恐慌c无法与他人沟通。这使他们更无法应付身体的疾病，而生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轻微的忧郁症变得更剧烈。要是贫困的忧郁症者如果去求诊，为的多半是身体的小病痛，而许多小病痛是严重心理疾病的症状。“如果贫困的拉丁裔妇女像是得了忧郁症，”密西根大学的胡安洛佩兹曾为贫困的西班牙语系忧郁症族群做了大量心理医疗的工作，他说：“我会给她服抗郁剂试试看，把这些药说成是治病的补药，等到药效发挥作用了，她就会很开心。她不觉得自己患了精神病症。”萝莉经历的病症也超乎她的认知，因为发疯严重的幻觉性精神异常是她唯一理解的心理疾病。她对令人衰弱的心理疾病毫无概念，不在她所知的词汇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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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节：女性患者的故事1

    女性患者的故事

    露丝安詹尼生出生在维亚尼亚州乡野的露营拖车里，长大后是个戴着眼镜的胖女生。十七岁那年，她怀了孕，那个男友是与她同校的辍学生，几乎目不识丁，她也退学与他结婚。他们的婚姻是场灾难，她外出工作勉强够家用，但生了第二个小孩后，两人离异。几年后，她嫁给工地的机器操作员。她一直想拿到卡车驾驶执照，但结婚不到半年，她丈夫说她的职责是在家照顾家庭和丈夫。她生了两个小孩，露丝安试图让收支平衡，但两周赚的两百元不足以养活六口之家，即使是加上粮食补助费也还是不够。

    她开始变得情绪低落，在第二次婚姻的第三年，她丧失了所有的活力。“我只是下定决心，嗯，我要在这里，我要活着，这样就够了。我有老公c有小孩，但我没有生活，我差不多是整天都觉得百无聊赖。”露丝安的父亲过世后，她觉得“什么都完了”，她说：“这是忍耐的极限。我爸爸从不打我，他不会打我的身体，而是伤我的心。即使做得再好，他从不会称赞一句，只会老是批评我的行为。我猜想，要是不能取悦他，我这辈子就一事无成。我觉得他从来没有真正满意过，但是我再也没机会取悦他了。”露丝安细述着她的人生，在我面前哭了起来，讲完自己的故事时，她也用完了整盒面纸。

    露丝安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我知道有点不对劲，但不知道该用什么医学术语来讲。我怎么样都使不出力气，愈来愈胖。我可以在拖车里活动，但就是不想走出去，我开始完全不与他人往来。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把小孩照顾好，不知道该怎么办。”露丝安得了克隆氏症一种肠道发炎的疾病，虽然她什么事也没做，但却开始出现类似紧张的症状。她的医生知道豪茵丝坦在进行的研究，建议她参与。露丝安开始服用克忧果，同时接受玛莉安凯娜的治疗，她是全程参与豪茵丝坦妇女忧郁症研究的病人之一。“要不是玛莉安，我可能还陷在万丈深渊里，直到死去，生命结束。要不是有她，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露丝安说着说着，眼泪又流泻而出。“玛莉安教我探触内心世界，她要我彻头彻尾了解自己。我终于知道我是谁，我不喜欢这个人，这个人也不喜欢我。”

    露丝安冷静下来。“然后我开始变了，”她对我说：“她们说我有颗善良的心。我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心，但现在我知道了，我一定要把它彻底找出来。”露丝安又开始工作，在求职服务中心兼差。她很快就当上了办公室经理，并在这时候停止服用抗郁剂。1998年1月，她和朋友在全国连锁公司的授权下，开始自己的事业。露丝安开始上夜间会计课程，好学会记账，没多久，她又录制了有线电视的广告。“我们和失业者服务中心合作，”她告诉我：“帮失业者找工作，安排他们进入私人企业。我们在自己的办公室训练他们，教他们做事，等学到技能再转到其他地方。现在我们的公司遍布十七个郡。”她最胖的时候重达九十五公斤，现在她定时上健身房，加上饮食控制，降到六十公斤。

    她不在乎只希望她待在厨房的丈夫是否会沮丧，但她给他时间适应全新的妻子，我们最后一次碰面时，她仍在期待夫妻和好。她成长了。“有时候，新的感觉会冲击我，令我害怕。”她说：“我没有时间思考为什么，但至少现在我有感情，我真的有感情。”露丝安与小孩建立了全新的关系。“晚上我辅导他们做作业，最大的小孩喜欢电脑，现在他在教我用电脑。这对他的自信很有帮助。今年夏天，我让他在公司帮忙，他表现得不错。不久之前他还在抱怨很无聊，差不多每天都不想上学，只喜欢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白天时，露丝安把较小的孩子交给母亲带，她虽然是残障者，但还是有能力照顾小孩。露丝安不久就申请到贷款，买了新房子。“我不但是企业主，也拥有了不动产，”她笑着说。在访谈将近结束时，她从口袋拿出一个东西。“哦，老天，”她按着寻呼器的按钮，惊讶地说：“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居然漏接了十六个电话”看着她冲向停在院子里的汽车时，我心里为她祝福。“我们成功了，你知道吗，”她还没上车就对我喊着：“我完全换了一个人，重返社会”然后她发动汽车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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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2节：女性患者的故事2

    忧郁症本身不但是种负担，对已经得了多种身心疾病的人来说，更是巨大的伤害。大多数贫穷的忧郁症患者常受身体疾病所苦，这些症状还可能会破坏他们脆弱的免疫系统。如果说，你很难说服忧郁症者相信悲惨的人生与忧郁是两回事，那么，要说服他们相信致命疾病的重担是可以卸下的，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对病痛的苦恼c对凄惨生活环境的苦恼和并无原因的苦恼，是可以分清楚的，只要解决其中一种，就可以解决其他的苦恼。

    虽然在过去的十年里，忧郁症的病因尚有很大的争议，但很显然，忧郁症通常是天生的弱点加上外在的压力所引起的。为贫困者检查忧郁症，就像为矿工检查肺气肿一样必要。“整个文化所带来的精神创伤是如此严重和频繁，”米兰达解释说：“即使是最轻微的弱点，都可能引发忧郁症。这些人经历了多次剧烈c非预期和突然的暴力，而他们所能得到的用以抗拒的资源极为有限。当你检视这些人充满社会心理危机的生活时，就会惊讶于居然还有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得忧郁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认为“长期的经济困境”与忧郁症有关；而在美国，贫困者发生忧郁症的比例比其他阶层的人都高。缺乏资源的人，更难以从人生逆境中振作起来。“忧郁症与社会地位有紧密的关联，”多年研究心理状态之社会因素的乔治布朗说：“匮乏与贫穷会让你陷入忧郁。”忧郁症在贫民族群中是如此常见，许多人都见怪不怪了。“如果你的朋友都是这个样子，”米兰达说：“你就会非常习惯。你把自己的痛苦都归因为外在的问题，因为相信外在因素不会改变，你就假设内心也不会变。”和其他人一样，由于忧郁不断发作，贫困者开始产生身体性的机能障碍，这种障碍有不受人控制的规则和习性。治疗时，若不注意这种族群的现实生活，就不可能治愈；如果一个人的生理性失常是来自于持续不断的精神创伤，那就算把他医好了，但之后他生活中的创伤依然继续发生，那也没什么用处。没陷入忧郁的人还有办法集合手上不多的资源，改变自己的处境，逃离困苦的生活；但忧郁的人连现有的社会地位都保不住，更别说改善了。因此，贫困者需要特别的治疗方法。

    卡莉坦李维斯是一个被生活彻头彻尾伤害的问题病人。到了三十岁时，她已经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改变生活，治疗只是改变她对人生的看法，但她对周遭人的改变感觉十分强烈。从童年到青春期那段时间，她受尽父亲的折磨，直到她长大到有能力反击为止。她因怀孕而退学，她的女儿叫洁思明，天生就有镰状细胞贫血症。卡莉坦的情绪可能在童年时即已失常。“再怎么小的事情都会让我生气，我想远离那些烦人的事，”她对我说：“我会抗拒。有时候我就一直哭直哭直哭，哭到头痛为止，然后头又痛到想自杀。”她的情绪很容易转变为暴力，有一次晚餐时，她用叉子戳一个兄弟，差点杀了他。她时常服用过量的药片。后来，在她一次试图自杀后，她最好的友人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女儿很关心你。洁思明生来就没有父亲，现在她也快失去母亲了。你要她将来怎么办如果你自杀，她将来也会跟你一样。”

    米兰达认为卡莉坦的问题严重，要她服用克忧果。自从采用药物治疗后，卡莉坦开始与姐妹谈到父亲对她们的暴行，她们互相都不清楚对方也有同样的经验。“我姐妹一直都对我爸无计可施，”卡莉坦解释，她从来不让女儿与祖父独处一室。“我有时候好几天都不敢正视女儿，因为我怕会把情绪发泄在她头上，”卡莉坦说经常有打她的冲动。”“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打她，更别说是我了，当忧郁来袭时，我只有全力应付。妈妈，你怎么了洁思明问，我说：没什么，我只是累了。她想要追根究底，但后来却说：妈，不会有事的，别担心，她拥抱着我，亲吻我，轻拍我的背。现在我们两人都非常珍爱对方。”洁思明拥有与卡莉坦类似的性情，关爱他人，从不埋怨，可见卡莉坦有很大的进步。洁思明说：“我将来要和妈妈一样，”我说：“希望你不要和我一样，”我想她的将来会是一片光明”

    如果希望自己的人生向正确的方向改变，必须从最开始阶段打下基础，大多数人是在襁褓时期与母亲的互动中学到。我曾领养过五个子女，年龄从三岁到九岁不等。最小的用哭来争取注意和食物。四岁的是在犯错时才知道什么事不能做。五岁的被父母教导，说她只要连续半年保持房间整齐，就可以把她的房间漆成绿色。七岁的搜集汽车杂志，还从中学到汽车的知识。九岁的不想上父亲以前读的小学，并对父母说明自己的理由，最后改上另一所当地小学。他们都拥有意志力，将来长大都会拥有权力感。小时候权力得到伸张，对儿童的影响比家境富裕和聪明都来得重大得多。一个人的权力伸张若是没有得到回应，甚至是得到负面的回应，将会是场大灾难。凯娜说：“我们要病人将情绪列表，帮助她们了解什么是感觉，如此她们就不会一味压抑情绪。然后我们再说服她们，相信自己可以改变这些情绪。接下来就是设定目标。对某些病人来说，光是指出自己在想什么，并且自己说出来，就可引起剧烈的改变。”我当时想到法莉侬，她在柬埔寨教导人们如何在经历专政统治期的麻痹之后，重新唤回感情。很多人无法察觉感情的痛苦，而她担负起教导人们调和心灵的使命。

    贫苦的忧郁者不会出现在忧郁症的统计数字中，因为统计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针对目前有健康保险的人，他们都是中产阶级，至少也是工薪阶层。提高贫苦族群心中的期望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而且用虚假的目标欺瞒人的确也很危险。“我永远不会停止去看医生，”有位妇女自信地对我说，虽然这项研究的实际范围限制已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给她听了。要是她将来再经历一次崩溃，不知会多么令人心痛，她可能再也得不到可以拯救她的协助虽然所有参与这些研究的治疗师都认为无论有没有酬劳，在道义上都有责任为这些病人提供持续的基本服务。之所以要限制对这些病情严重的病人的治疗，是因为这会提高他们的期望，豪茵丝坦说：“这会导致因小失大。我们尽力教导他们用来应付其他状况的技巧我们尽力不让他们再陷进去。持续提供医疗服务的经费是一个大问题。由医药产业所支持的计划可解决部分问题，即拨发抗郁剂给贫困者，但这只是勉强满足需求。一位宾州医生告诉我，她曾得到一卡车医药行销人员送的药，要她转赠给贫困者。“我跟他们说，我会在对病人的第一线治疗中采用他们的产品，这些病人付得起费用，而且一辈子都会继续使用他们的产品，”她说：“但交换条件是，我要他们或多或少无限量提供免费产品给我的低收入病人。由我手上开出的处方笺多得不像话，那些行销人员很聪明，不会拒绝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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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3节：关于男性患者1

    关于男性患者

    我访问时遇到的男性贫困忧郁症者大多是人类艾滋病病毒的带菌者。他们很少会被迫面对忧郁症的现实因为他们的暴力行为，会使他们蹲进监牢或是躲到阴暗的角落，忧郁症很少得到治疗。当男性的情绪障碍显现出来时，他们会比女性更加抗拒接受治疗。我问过接受访谈的女性，她们的丈夫或男友是否也有忧郁症，许多人说有，而且都会谈到她们忧郁的儿子。米兰达研究计划中的一位妇女说她有一位曾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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